中产阶级面临的财富保卫战——《M型社会》！中国中产的生死劫！

这本书以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。

主要特点就是中产坍塌，有钱的人特别有钱，而穷人则特别穷，原来的中产阶级大幅减少。

进入M型社会后，美国经历了10年大萧条，日本经历了20年的停滞，那么如今的中国是否也进入到M型的社会形态了？

一、认识M型社会

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长期衰退时期，日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变化。

原本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，除一小部分挤入高收入的上层社会外，更多的沦为中低收入甚至低收入阶层。
这使得原本呈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日益凹陷，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，“M型社会”形成。

形成M型社会的原因很多，就日本而言：
1、没有赶上1985年的新经济浪潮，进入90年代即陷入衰退，而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无力且政治体制僵化，经济好转遥遥无期；

2、靠资历升职加薪的年功序列主义的崩溃。（人们的职务性收入增长出现停滞，家庭的所有财富波动发生在财产性收入上）

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领先世界迎来了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，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，进入“高增长率、低失业率、低通胀率”的新经济时代，实现了存在两极分化国情下的国富民强——中低阶层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错过新经济浪潮的日本则从90年代起进入“长期衰退期”。

而政府并未认清事实，而是把经济的低迷，归咎于泡沫经营崩溃导致的消费不景气，于是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，企图利用发行公债刺激经济，结果导致财政支出扩大，不仅为日本国民徒增9万亿日元公共债务，还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。

事实上，所谓“通货紧缩”是经济全球化及数字化下“物价正常化的过程”，无法随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调整而改善。

真正将日本经济体系推进“不吸收金钱时代”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：

1、人口老龄化：视货物为非必要品的老龄人口增加，整体消费能力下降；

2、企业生产方式变化：准时制生产方式出现从而库存变得非必要；

3、消费者心理变化：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，消费者认为掌握金钱比拥有货物更重要，从而倾向于将多余资产进行储蓄而非消费。

此外，终身雇佣制和靠资历升职加薪的年功序列主义的崩溃，也加快了M型社会的转化进程。

在80年代中期之前，日本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，“日本社会精英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只有8倍。这种没有贫富差别的均质性社会，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动力”。

在终生雇佣制度下，日本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预期：“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，但是往后一定会加薪、升职，最后总可以升到中上阶层，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”。

如此一来，中产阶层就敢于消费，强劲的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。
但随着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度的瓦解，员工薪资收入被固定在低阶层水平，中产阶层中绝大部分“下流”到中低收入阶层。
工薪阶层原来稳定的生活预期被打乱，贷款买房子、孩子的教育基金等规划无法实施，带来生活质量的强大落差。

收入两极化成为日本迈向M型社会的直接表现。

员工之间薪资差距拉大、产业之间收入差距增加，即使是普通居民也嗅到了M型社会来临的气息。

消费方面，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同时开始向两端转移。

消费频率增加的有网络商店、百元商店、以食品为中心的超市、便利商店以及药妆店；
消费频率减少的大都是百货商店，其次是休闲服饰专卖店。

占人口近80%的中低阶层蕴含的巨大消费能力，促进了走低价格路线的零售业的快速发展。
而面向中上阶层的百货公司营业额持续低迷，日本全国百货公司的营业额由1991年的9.4万亿日元，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7.8万亿日元，减少了两成。

二、面对两极分化的企业战略

贫富差距拉大使得消费者呈现出两极化的消费倾向：
高收入阶层自然更加追求极致品质和精致服务；中低阶层更注重性价比，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质量佳、感觉好的商品和服务。

而企业方，则要对不同客群进行精准分析：

1、瞄准高收入阶层的企业，要拥有创造相应价值的能力及创新能力。
2、瞄准中产阶级的企业，要认清市场已经缩小的事实。
3、瞄准中低收入阶层的企业，是否可以提供低成本、高质量的产品，或者走低价路线，锁定下层阶级。

中低阶层市场的4个营销战略：

1、在低价格业态中加入附加价值（低价格高品质）
2、重视实用性（质量）
3、让库存流动，增加消费（周转-流动-效率）
4、活用IT（减费增效）

其中，作为社会的大多数，中低阶层客户的潜在消费能力不容小觑。
本书作者大前研一提出了两种赢得中低阶层客户的青睐的方法：

一种是“憧憬自由之丘”：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价格便宜，感觉如在自由之丘（日本东京市内的高级住宅区）的商品及服务，让大多数人享受向往却承受不起的自由之丘气氛。低价而不失品质，关键在于提高供应链效率、降低成本。

另一种经营路线是提供“新奢华”商品服务：与传统的“奢华”不同，其特征是价格和品质都属于中上阶层，但锁定的目标是中低阶层客户，即提供让中低阶层消费者虽然觉得有点贵，却想加点钱获得的商品服务。

中低阶层并非与“奢华”绝缘，对某种商品品质的执着或者“偶尔的奢侈”，会使得一个消费者会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行动，这要求企业能够及时并准确地察觉客户心理。

在消费经济发达的今天，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界限更是逐渐模糊。

年轻的工薪阶层会攒钱买一个名牌包犒赏自己，一两件精致的家居摆件也会大大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。星巴克高雅的、小资情调的环境吸引了众多白领把其作为商务谈判、休闲的场所，也正是通过提供环境、服务等附加价值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溢价。

三、中国是否迎来M型社会？

近些年来，国内中产作为一个阶层正在快速缩水，随着地产、教培、金融、科技一批高薪行业大规模人员优化，一波被媒体和品牌定义的“中产”们走出办公室被动创业，很多迹象显示我国正在走向M型社会。

不同于美国、日本等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是，中国经济仍在较快增长，人民的财富也在快速增长，随之而来中产的绝对数量也在增加。

然而中产阶级增长的背后，无法忽略的事实是：居民财富增长可能主要来自资产价格及汇率的波动，尤其是房产价格的增长。

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度《全球财富报告》指出：
自2000年起，中国的家庭财富每年增长12.5%。2016年中国市场总市值增长约15%，其中仅房价上涨就占了10%。
另外，目前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仍有待合理化。
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地产和存款占比明显较高，相比而言美德等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加均衡。
当居民财富更多的体现为房产价格和银行存款中的数字，财富增长是否能带来消费水平的实际增长仍有待商榷。

不仅如此，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更是增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负担和焦虑感：

1、庞大的开支加重了中产阶级的负担，导致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与收入并不相称。虽然人们的工资在日益增加，但同时开支也在直线增加，尤其是以住房、教育及医疗为主的支出费用上涨过快，使得生活负担日趋沉重。“高负债中产”应运而生，即虽然拥有房产等昂贵资产，但由于按揭等压力并不宽裕。越是发达的地区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居住项目的占比越大，一线城市住户杠杆率（住户杠杆率=住户贷款余额/住户存款余额）更是达到96%。此般负担下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明显，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提升。

2、中国社会少子老龄化的脚步加快，加重了整体社会负担。《中国统计年鉴2022》显示，2021年全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历史最低，包括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自然增长率为负。同时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司司长王海东曾表示，2035年左右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不仅强大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，中国贫富差距也不容忽视。虽然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一直稳步增长，但是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幅度与速度却有明显差异，“贫者更贫，富者更富”的马太效应一直客观存在。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虽然从最高的0.49有所下降，但近年来仍徘徊在0.46左右，处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分组中。基尼系数也直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全国基尼系数是0.3左右。2008年达到最高点0.491。近年来基尼系数升降互现，但都位于0.46以上，高于国际警戒线0.4，同时也高于发达国家0.24-0.36的水平。消费方面，虽然中国整体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，但差距仍在扩大。高消费端，奢侈品销售猛增，名车、名表、名包、名牌服装消费能力持续加强。各大奢侈品集团的中国区业绩都表现亮眼，中国市场举足轻重，甚至被业内称之为是扭转奢侈品行业近年来颓势的主力地区。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消费合计将达1万亿元，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4%。另一端，低线城市和广大农村仍有很多居民追求低价，拼多多等主打低价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。低价主导下，各种劣质品、仿冒品应运而生，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。

本书作者大前研一对M型社会有四个判断依据：少子老年化，高储蓄率，长期货币增发，阶层板结。

这四个依据，正在中国社会发生：

1、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.2%，2021年上海65岁以上人口占比26.9%。

2、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储蓄率与2022年的中国家庭平均储蓄率也相差无几，前者34%，后者36%。

3、与此同时，中国的长期货币增发比日本严重得多。2002-2022年，中国M2增长1396%，而日本1986年–2006年M2增长为73%。

4、未来几年，如果职务性收入停滞，则意味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否，决定了我们能否继续跻身新中产或高收入人群。与日本，美国相比，中国高净值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非常畸形：调研数据显示，中国高净值家庭房屋资产占比60%，日本是35%，美国25%；而保险类资产我们只有4%，日本和美国都是24%；股票、基金等权益资产在中国高净值家庭的资产配比中仅占3%，日本是10%，美国是35%。也就是说，中国高净值家庭出现了房屋资产占比过高，保险类资产，股票，基金等权益资产配置过低的情况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元所说：“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还没形成橄榄型就已经逐步呈现M型了，本来很弱的中间阶层在往下塌陷。”中国并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，但却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的格局。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令人欣喜，相应的分配体制、社会保障制度等尚未完善，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隐患更需引起社会的警惕和重视。

四、《M型社会》中的十句摘录

1、在M型左侧的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，同时在右侧的高收入阶层也在不断向右、向高收入的方向移动，今后左右两侧贫富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。

2、 “憧憬自由之丘”是“价格在低阶层，感觉在中上阶层”，新奢华的特征则是“价格和感觉都中上阶层”，“虽然觉得有点贵，却想获得”的商品服务，就叫做“新奢华”。以有限的收入享受自己可以认同的生活，一定会成为“中低阶层时代”的主流观念。

3、中低阶层的人，对于有限的收入、资产、时间，更应该重新思考，才能使人生更充实，因为可用的金钱及时间都是有限的。如果想在未来活的更好，经营并管理自己的生活形态是绝对必不可少的。

4、经济无国界的时代里，竟然还坚持非国产品不买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为了保护国内少数利益集团，灌输消费者“国产信仰”，其目的是阻止市场开放，这是日本政府的一种欺瞒手法。日本政府公然袒护少数利益团体，就是对全体国民不忠诚。

5、少子老龄化使就业人口减少，薪资总额自然也就减少了。未来若持续采用所得税那种流量式征税的话，财源就会越来越少。少子老龄化社会是一个资产增加、收入减少的时代。

6、停止征所得税而改为征资产税有两个好处。其一是劳动意愿会增加，让勤劳的人有更多的收入；其二是可以促进资产的流动。

7、日本生活成本很高，大众感受不到富足，固然是因为各种法规限制或利益结构，但之所以形成这种偏颇的社会结构，“万恶的根源”在于全球也很少看到的极度中央集权，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只有单轨经济结构的国家。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东京，再从东京重新分配出来。以此为前提的经济活动，产生了既得权利，也培养出一群既得权力者的温床。

8、我之所以不止在日本出书，也在全球出书、巡回演讲，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把自己放逐到批判的漩涡之中，以“不能输”的精神奋战，才能持续磨练自己。一个国家若没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承受住这样的磨炼的话，实在很难赢得世界的尊重。

9、要摆脱长期衰退的结构，惟有开放市场与社会，集合全球的人才、物资与资金才能做到。

10、二十一世纪是地方从国家取得主导权、企业从地方取得主导权、个人从企业取得主导权的时代。反过来说，只要表现突出的个人，企业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成功。只要有企业前往，该区域就会繁荣起来。最后，只要能拥有几个繁荣的区域，国家也会繁荣。国家最大的责任，也是最后的责任，在于尽可能地培养这种能担大任，有个性的突出人才。